抗战期间,晋察冀一分区在河北易县,毕竟是打仗的时间短,和平的时间多。杨成武喜欢各科室乱串,和一般干部聊天没有架子。按道理,应该留下的谈话不少。但迄今我能掌握的,只有三部分:作战科部分,通过周自为;宣传科部分,通过彭澎;训练科部分,通过杨浩,才得以部分保存了下来。眼前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并非杨成武抗战期间有关部队训练的一次讲话记录,而是多次讲话合成的结果。其中的有些讲话的内容还是别人的插话,比如是一分区教导队长晨光(杨有山)的讲话。因记录的文字杂乱,时间长久,分不清谁是谁了,一并都安到了杨成武的头上。本文中所引用的统计数据绝对是真实、准确、可靠的。
晚年杨成武
杨浩刚从平西回来,当上一分区作训参谋不久,一次在易县周庄,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黄寿发先召见叮嘱勉励几句之后,然后要李青川领着杨浩去见杨司令。当时的行话叫点卯,认识一下本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据说杨司令的初次见面十分重要,他会一眼定终身,看出你这个人是文、是武?有何用途?脾气性格是急、是缓?人是厚道、还是滑头?李青川说,杨司令看人,虽不能说十拿十稳的准,但也是八九不离十,能了解个大概。
如同平西挺进军一样,下级干部进上级领导干部的房间,照例在门外要高喊报告。李青川、杨浩向杨司令敬礼报告,李青川说:报告杨司令,这就是我们科新来的参谋杨浩。从平西挺进报过来的。司令部作战室杨成武的身边,站着几乎寸步不离的作战参谋周自为。
周自为成天在杨成武身边,很熟了,敢接杨司令的话茬。此时在一边对杨司令补充:这就是我提到过的,我在一分区的那两个湖北老乡中的一个。他家在潘家集,我家在陈河,两家的村子相距几里地远。
杨成武边点头说:杨参谋,你是从一分区走的,现在欢迎你再次回到一分区。你的情况,我听黄参谋长介绍过了。好像,在这里还有一个你们的湖北老乡呢?政治部宣传科的彭澎,对吧?他家离你家有多远?
杨浩回答说:也是几里地远。在我们家东边。我上小学,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上,因为那里才有完全小学。
你们那时就认识了?杨司令好奇地问。
是,我们在一个小学,同一年级。上学时一起踢小皮球。我跟他还是亲戚。
什么亲戚?说来听听。
我的一个近亲大侄子,大我十好几岁,娶了他的大姐,我们两家结成了亲戚。
啊,这么说来,他的姐姐是你的侄媳妇,你还大他了一辈?哈哈哈哈……杨成武又对李青川说:李科长,他们三个湖北老乡在家乡的千里之外能凑在一起,不是缘份是什么?记得刚见面时,你就自我介绍过,你是山西晋中人,太原的东边不远?五台县南边不远?
对,和顺县,挨着河北省,现在也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话有河北口音。杨司令还记着呢。
你看,这就是缘分。你的家乡山西和顺县离这里并不远,可在晋察冀你碰到过几个你的老乡?没几个吧?可别看晋察冀那么大,他们三个湖北老乡,还都是一个县的,家也都住得不远,偏偏都聚在咱们一分区机关。巧不巧?咱们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这两百来干部中,就有三个是他们湖北老乡,这个缘分可实在太难凑在一起了。
李青川点头称是:过去,八路军到来之前,我们那里参加阎老西部队的人很多。有些人家还是两代人都参加了晋军的。
杨成武在易县周庄一分区的党政军干部会议上
杨成武又对李青川和杨浩说:你们都是军校科班出来的(其实杨浩不是),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你们知道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的老祖宗是谁吗?现代军队作战训练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吗?
李青川和杨浩连连摇头:不知道,我们可没想到那么远。
杨成武哈哈笑了:我也是现学现卖。在红军大学,有些教官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还有的教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其中一个教官,记不清名字了,对我们说过,很久以前,还没有职业军人。黄帝、蚩尤大战,都是临时召集的部落的壮年男性,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一律上阵。武器就是木棍上绑一块石片。石片细长,就是石矛,石片扁粗,就是石斧。尖石绑在细木枝上射出去,就是弓箭。以后,到了商朝、周朝打仗,前后上千年时间,一直都在使用奴隶来打仗的。平时干活,用农具;打仗时发给你一根木棍,也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就上了战场。奴隶的后面,有手拿青铜兵器的监工压阵,督促着奴隶们打仗。结果,西周攻商,西周的军队原本很少,但商朝的奴隶阵前倒戈,加入了西周的军队,商朝就这样垮了。
最早开始练兵训练部队的是在东周时期,是那个写了《孙子兵法》的孙子。还有一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很有名的武将吴起。吴起把一向懒散惯了的宫女也训练成严格执行号令的军队,很了不起。教官还说,看《水浒》上,宋代就有了专门训练朝廷专门军队的教官,那时叫‘教头’。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林冲,都是非常有本事的人,结果都被贪官污吏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不得不亡命江湖。对教头都不好,对士兵能好得了吗?宋朝怕武将造反,夺了王位,所以皇帝老子亲自掌管兵权。每逢出征打仗,文官带兵,武将受文官的节制,还要派个太监监军,结果搞得宋朝的军队都不能打仗,一到对西夏、辽国、金国动武,就一败涂地。军队不争气,皇帝就没有好下场。宋朝最后被金国灭亡,两个皇帝都被掳走,当了俘虏。北宋的军队人数并不少,光皇帝亲管的禁军就号称有八十万。但那时贪官污吏横行,能干的人被陷害排挤走了,没有好的教头训练他们。训练不足,士兵不知道怎么打仗,这是北宋军队失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李青川、杨浩、周自为都听得津津有味。
杨成武接着说:给我们讲故事的这位红军大学的教官,是从北洋时代的保定军校毕业出来的。而保定军校又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传承出来的。袁世凯最早的那些小站练兵时的教官,是一群‘洋人’,那时叫‘洋教习’。如此看来,现代军队训练的创始人,应该是那些洋教官们。为什么袁世凯要这些洋人们来训练军队呢?中国的清朝从湘军、淮军那里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当时就找不出大批的教官呢?原因是袁世凯听那些洋教官们屡屡说过:外国的士兵手拿洋枪,中国的士兵也拿洋枪,为什么中国的士兵数量虽多,但往往不是外国士兵的对手呢?除了进攻防守的现代战术之外,中国士兵与外国士兵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士兵从来是习惯闭着眼睛放枪的。而外国的士兵是瞪着眼睛瞄准着目标才放枪的。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从清朝到北洋军队,又到国民党军,二三十年过去了,但许多中国的军队特别是地方杂牌军的士兵,只要是从农民穿上军装不久,仍然还是闭着眼睛才放枪的。我注意了一下,我们当初苏区的红军战士也是这样。训练时,不管你怎么对他们说要瞄准了目标再开枪,可一上战场,许多人仍旧是闭着眼睛放枪。这个习惯可不是短时间能改过来的。你别看咱们现在是八路军,可我们这些士兵们不久前还是一些只会种地的农民,祖祖辈辈从没摸过快枪。最近主力一团、三团搞的一次实弹射击,你们也知道了,100米打靶,死目标,及格率平均是70.1%,但从战斗中看训练成绩还较好。黄参谋长多次说过,我们的训练方式太差,教育准备不充分,对科目了解不深刻,有待加强。你看东团堡那些鬼子的士官大队,个顶个一瞄一个准,弹无虚发。我们三团吃了多大的亏。李科长、杨参谋,你们训练部队的时候,也顺便做个调查,看有多少我们的战士一打仗还是闭着眼睛才放枪的?你们训练科的工作,能把瞄准了再放枪当作第一步迈出去,能达到东团堡鬼子一半的水准,对提高我们一分区部队的战斗力就是个不小的促进。
还有,杨司令接着说:射击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军事技术训练就是刺杀。我们的战士刺杀技术不行,在战场上跟鬼子面对面搏斗总是吃亏。我们几个战士拼他一个,也拼不赢,结果总是我们吃亏。你看东团堡的鬼子,十几个人,一个小队不到,敢端着刺刀向我们三团一个连一百多人发起冲锋。我们这个连竟然就抵挡不住。我们一分区怎么就没有能刺杀的教官?怎么就训练不出敢于跟鬼子面对面刺杀的战士?你们训练科只有一个刺杀能手段廷起,这还不够,什么时候我们一个团里能训练出有一千个段廷起,到那时,我们就不怕跟鬼子拼刺刀了。
段廷起是旧军队出来的人,当年是一分区有名的刺杀能手,原来在狼牙山六分区孟阁臣手下。孟阁臣部被消灭后,他和孟阁臣部的吴炎一样,因为有一技之长,被杨司令看上,任命为一分区刺杀教官。那时训练科还没有成立,只是一分区司令部作战科下面的一个队训股,股长李青川。段廷起也确实技艺不凡,他跟许多不服气他的人交过手,包括狼牙山老君亭那个当过营长的李老道,还有几个能征善战的红军干部,最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说到段廷起,杨司令话头一转,手指着杨浩说:你知道为什么黄参谋长指名要你到训练科吗?对付小鬼子的刺刀,咱们光用刺刀不行,那是人家的长处,咱们要想赶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可咱们还有武术,有大刀。前年底在黄土岭,你耍着大刀冲锋,连砍两个小鬼子,三团纪团长、袁政委,回来就念叨我们的部队也要配备大刀。用大刀对付鬼子的刺刀是很有效的。当年的29军长城抗战,就是以我之长,用大刀打垮了小鬼子的。
杨司令讲这话的1941年初,去年,1940年底结束的华北百团大战还在总结阶段。一分区司令部各部门还在组织学习杨司令员亲自修改签发的《战斗详报》。在这份《战斗详报》中杨司令特地指出:敌擅长白刃战,其体力、技术均较优。又说:关于白刃战在此战斗中,从我军进行的白刃战看,损失较大,其原因是由于体力弱,技术不熟练和不够顽强。除以机械体操增强体力、臂力外,为了提高白刃战的技术,还必须实行以下措施:整备防护用具,改良刺刀及建设军区的制造工厂,改善保健给养,战斗部队和干部及全体指战员每人要携带长刀一把,在进行白刃战时长刀最为有效。
杨司令在《战斗详报》中提到的长刀,指的是对当时河北民间普遍使用的大刀的改良版。当时的河北民间,普遍使用的大刀有二尺四寸,习武防身足够,但与日本兵的刺刀格斗时稍嫌短些。于是按照当时马刀的式样,比大刀加长,比马刀又加宽加厚,约三尺出头,与鬼子的刺刀格斗起来不再吃亏。
为什么在以后的抗战实践中杨司令提倡的长刀并没有发挥出最初所寄予的希望?
那是因为:耍长刀与练刺杀所不同的,是耍大刀的人必须要有武术的功底。否则就难以发挥大刀的威力。而练刺杀则没有这么多的讲究。
杨司令又说:一分区自打成立之初,对干部的军事素质的训练还是抓得很紧的。这一点李青川科长应该清楚(还没听见杨司令说的什么,李青川赶忙点头)。从37年的12月到38年的3月,干部的训练教育抓的很紧。那时以团为单位,团负责上课,每周测验,主要科目是游击战术、班排的进攻战斗及班排的侦察、警戒、夜间战斗、对战车战斗、防空、防毒等。一分区各团新干部多,从训练中看,干部学习的自觉性是很差的。但对日军的兵器和战术方法,能主动进行讨论。每次战斗后,能及时总结,并以此为教材教育战士。尤其是一团、三团做的最好。一般说干部的学习成绩虽不错,但应用上还有很多弱点。但也有的干部会说不会做。后来打仗多了,战斗中也有以营为单位分散上课的,但成绩要差些。我们又在分区机关成立了军政训练队,由你们训练科具体抓。主要培养连排干部。过去也搞过,现仍继续办。但过去对学员选择不注意,基础太差,有些人学了等于没学,看不出有提高来。另外,毕业后这些基层连排干部回到各团,又去抓战士的训练和教育。战士都从基本训练教育开始,不分新老战士。从单兵教练起,到排的战术为止。这三年看来,问题也不少。主要是军事训练的成绩不够理想。这些连排干部回各团后,分区撒手不再管,看来不行。这种在管理教育上表现出来的很多弱点,也是你们今后要注意改正的。
最后,杨司令总结说:为什么要成立训练科?技不如人,打起仗来就要吃亏。1939年11月打黄土岭那一仗,李科长、杨参谋,还有周参谋,当时他刚来到一分区,还是见习参谋呢。你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一分区几个主力团,合围打它独立混成第2旅团1500人。我们的参战部队包括当时已经给三分区的那个二团,怕我们兵力不足,贺龙的特务团也来参战。我们的兵力总计有上万人了吧?尽管开战不久就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但小鬼子仍然战斗力不减,跟我们顽抗等待援军。害得我们火急火燎长时间不能解决战斗。
李青川说:杨司令当时急得大叫……
杨司令说:你记错了,我急得大叫,是在雁宿崖一仗。黄土岭那仗我已经快要说不出话来了,知道我们的战士连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技不如人,离小鬼子的战斗力差一大截。最后,在毙伤日军900人后,小鬼子仍然不乱军心,反而是我们八路军被迫撤围而去。黄土岭一战,我们一分区消耗子弹11万多发,连家底几乎都拼光了,但缴获的子弹不过2.3万发,得不偿失。这一仗所以没有达成全歼,是因为被围日军的数量太多。黄土岭战斗连同之前在雁宿崖全歼辻村大队500人,我一分区共计毙伤日军1500多人。但我们自身也伤亡500多。那还算合算的。到了一年后、去年秋天的涞源东团堡战斗,巧了,你们三个也都在场。我们一分区一个主力三团,两千五百多人。打它小鬼子独立混成第2旅团士官教导大队170人,我们十几个打它一个。小鬼子竟然可以抵抗两天两夜,最后剩下的27个鬼子跳火自焚。而我们三团三个营,打完仗后剩下的人竟然凑不满一个营,这买卖做的可不划算。现在41年,我们搞子弹更困难了,哪里还有家底去打大仗哟。
远处,机要科来人,招呼杨司令快过去,说军区来了重要电报。杨司令临走,双手一拱:李科长、杨参谋,部队训练的事就托付给你们了。以后有时间咱们再细聊。说完,匆匆走了。
晚年杨成武
李青川有时是非常明白的人。杨司令这次讲话之后,李青川在私下里悄悄对杨浩说:杨司令讲的,道理是那个大道理,但在身边不能全都当真,因为搞军事训练和带兵完全是两回事。杨司令讲的春秋战国的孙子和吴起,都是能带兵的良将,自然也是能训练出一支军队的高手。我在晋军的军校学习,教官也是从保定军校出来的,也不止一次讲起过孙子、吴起这两个古今用兵的高人。可教官还讲过,这两个高人只是帮助训练军队,然后指导军队打了胜仗,他们自己的命运都非常凄惨。孙子的结局好一些,最后交出兵权,隐藏于山林。吴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是被扣上‘谋反’的罪名,乱箭射死。还有《水浒传》中的那两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林冲,他们也只是帮助练兵而已,没有带兵的资格,像我们现在一样……说完,李青川咯咯地笑了。
1948年12月,华北步兵学校奉命改编为平津纠察总队,李青川从华北步兵学校教育长变成北平纠察总队的参谋长。部队驻扎在良乡待命的时候,每天不是学习就是执勤,一个多月时间都原地不动。有一次不知什么话头,李青川旧事重提,对杨浩说了一句:王进和林冲也有下部队的时候……
杨浩跟李青川开玩笑:禁军教头王进也当上了参谋长呢。
李青川被逗得哈哈大笑。张明河听见了,问什么事?这么好笑?杨浩把李青川1942年发生的故事又说了一遍。张明河听了说:其实我也是老军校,跟你们一样,教头出身。1939年抗大三期,然后就留在延安抗大搞教育。1942年奉命回皖北新四军四师,搞抗大分校,还是继续当教头搞教育。一干多少年,到现在,49年,以前这十年时间,搞教育七年,打仗三年,算起来,还是当教头的时间多。
李青川听了,嘟囔着:我们俩哪能跟你比呀。你是抗大,正途出身。我和杨浩两个都是‘游杂’出身……
张明河一听,又追问游杂是怎么回事?
李青川说:‘游杂’是我们一分区的说法,就是游击队和杂牌军的简称。你凡是最初在这两种部队里干过的,你就是‘游杂’出身,干部登记表上有这一栏呢:‘你参加八路军前受过何种军事训练?’
张明河说:晋察冀还有这规矩?我可是正经游击队的出身,豫南游击队,二百来人,连一半枪也没有。从33年坚持到抗战爆发,37年底,才有了个新四军的身份。39年,我又到延安抗大三期学习,才算是混了个抗大的身份。以后一直搞抗大教育,做政治工作,在延安的本校,新四军分校都干过。以后又奉命回到延安抗大。45年秋,我们原本是奉命经过晋察冀到东北去的。不想道路被国民党军队截断,我们留在了承德。我们那个带队的最高领导是总政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当时形势危急,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进攻,承德、赤峰那一带的晋察冀部队抵挡不住,晋察冀军区领导紧急说服我们凡有军人身份的干部都留了下来,胡耀邦在冀热辽前线指挥部当政治部主任,让我去李湘那个一旅当了个代理旅政委。可现在,三年过去,经历过的大仗、小仗十几次,不也是跟你们走到一起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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